古巴作为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国，其政治、社会和经济结构在20世纪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尤其是在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，卡斯特罗家族及其相关权贵家族逐渐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。这些家族通过军事、政治和经济手段掌控了古巴的命脉，形成了独特的统治模式。
古巴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卡斯特罗家族权力的开端。菲德尔·卡斯特罗作为革命的领袖，在1959年1月1日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后，成为古巴的实际掌权者。他的弟弟劳尔·卡斯特罗则在革命中担任重要军事指挥官，并在之后成为菲德尔的接班人。据《菲德尔·卡斯特罗传》作者罗伯特·基斯林记载，菲德尔在1953年领导了对蒙卡达兵营的袭击，虽然失败被捕，但这次行动奠定了他的革命声望。1956年，他与劳尔等人乘坐“格拉玛号”游艇返回古巴，发动游击战，最终获胜。革命成功后，菲德尔担任总理，后改为国家主席，而劳尔则长期担任国防部长，掌控军队。这种家族分工模式成为卡斯特罗家族统治的基础。
菲德尔·卡斯特罗的个人魅力和铁腕统治是家族权力的核心。他不仅是一位革命领袖，还通过宣传和政策将自己塑造为古巴人民的象征。《古巴：革命的历史》中提到，菲德尔曾在1961年宣布古巴为社会主义国家，并在冷战中与苏联结盟，获得经济和军事支持。他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，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合作，将核导弹部署在古巴，险些引发美苏战争。这一事件显示了菲德尔在国际舞台上的大胆决策能力。然而，他的统治也伴随着对异见的残酷镇压。据人权组织“古巴人权观察”统计，菲德尔时期有数千人因政治原因被监禁或处决，例如1960年代的“种植园审判”，数百名反革命分子被迅速判死刑。这些措施巩固了卡斯特罗家族的权威，但也引发了国内外的争议。
劳尔·卡斯特罗作为菲德尔的弟弟和接班人，其权力根基主要来自军队。据《古巴军事精英》一书，劳尔自1959年起担任革命武装部队部长，掌控着古巴的军事力量。他在军队中建立了绝对忠诚的体系，尤其是在“特种部队”和东西部军区的指挥官中，提拔了一批忠于卡斯特罗家族的将领。例如，阿尔瓦罗·洛佩斯·米耶拉和莱奥波尔多·辛特拉·弗里亚斯等军团将军，都是劳尔在安哥拉战争中培养的亲信。劳尔还在1989年处理了“奥乔亚事件”，当时著名将军阿尔纳尔多·奥乔亚因涉嫌贩毒被处决，此案被认为是对潜在威胁的清洗，进一步巩固了劳尔的军事控制。
卡斯特罗家族的权力不仅限于菲德尔和劳尔，其子侄辈也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占据要职。菲德尔的儿子亚历杭德罗·卡斯特罗·埃斯平是古巴情报和安全部门的负责人。据《古巴研究学会》报道，亚历杭德罗在2014年被任命为内政部上校，直接负责国家安全事务。他曾参与2014-2016年间与美国的秘密谈判，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，但其真正影响力在于对国内异见的监控。例如，2017年，古巴异见人士何塞·丹尼尔·费雷尔被捕，亚历杭德罗被指直接指挥了此次行动。此外，劳尔的女儿马列拉·卡斯特罗在社会领域颇具影响力，她领导国家性教育中心，推动性别平等议题，但也被批评为家族形象的“门面工程”。这些事例表明，卡斯特罗家族通过下一代延续了权力。
家族联姻和裙带关系是卡斯特罗家族巩固权力的重要手段。菲德尔的妻子维尔玛·埃斯平是革命领导人之一，长期担任古巴妇女联合会主席，她的家族背景为卡斯特罗家族提供了社会支持。据《古巴家族：习俗与变革》记载，维尔玛的父亲是东方省的富商，她的婚姻不仅增强了卡斯特罗家族的经济基础，还通过姻亲网络拉拢了地方精英。此外，劳尔的儿子劳尔·吉列尔莫·罗德里格斯·卡斯特罗是菲德尔的贴身保镖，被称为“孙子少校”负责家族安全。这些亲属关系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权力网络，确保了家族利益的传承。
经济控制是卡斯特罗家族权力的另一支柱。古巴的经济命脉主要由军方控制的GAESA集团掌握，该集团由劳尔在1990年代创立。据《哈瓦那的糖王》补充报道，GAESA控制着古巴旅游业、酒店、港口和外汇交易，占据国民经济的50%以上。集团的负责人路易斯·阿尔韦托·罗德里格斯是劳尔的女婿，这一裙带任命引发了广泛关注。例如，2018年，GAESA旗下的哈瓦那Club朗姆酒公司与法国Pernod Ricard合作，年收入数亿美元，而这些资金直接流入军方和卡斯特罗家族手中。此外，GAESA还运营着马列尔特区吸引外资，但其利润分配高度不透明，被外界质疑为家族敛财工具。
卡斯特罗家族对社会的控制还体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。菲德尔通过大规模宣传，将自己塑造成“民族救世主”。《古巴革命的遗产》记载，他在1961年发起的扫盲运动动员了10万名青年，成功将识字率从60%提高到96%，但教育内容被严格控制，灌输共产主义思想。劳尔接任后，继续这一策略，他的女儿马列拉推动的性教育项目虽有进步意义，却被指责为政治宣传。例如，2019年马列拉在哈瓦那骄傲游行中发表演讲，强调“社会主义下的包容”，但同年多名LGBT活动人士因独立抗议被捕，显示家族对异见的零容差。
卡斯特罗家族的统治并非没有挑战。1980年的马列尔偷渡事件中，12.5万古巴人逃往美国，反映了民众对家族高压政策的不满。据《古巴流亡史》记载，许多逃亡者来自中产阶级，他们因经济国有化和政治压迫失去财产和自由。此外，1994年的“木筏危机”中，数千人冒死乘简陋船只逃离，菲德尔下令海岸警卫队开火，导致数十人丧生。这些事件暴露了家族统治的社会代价。然而，卡斯特罗家族通过军事和情报力量迅速平息反抗，例如1990年代的“黑色春天”，多名记者和作家被捕，震慑了反对派。
国际社会对卡斯特罗家族的评价两极分化。美国长期视其为“共产主义威胁”，实施了60多年的经济封锁。《美国与古巴：冷战下的对峙》提到，1961年的猪湾入侵就是美国试图推翻菲德尔的失败行动。而苏联和委内瑞拉等国则将其视为“反帝先锋”。例如，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曾称菲德尔为“我的导师”，并在1999-2016年间向古巴提供廉价石油，换取医疗援助。这种国际支持增强了家族的生存能力。
卡斯特罗家族的日常生活也反映了其特权地位。尽管古巴经济困难，民众普遍贫困，但家族成员享有奢华生活。据《大西洋月刊》2012年报道《古巴精英的秘密生活》，菲德尔的孙子亚历克斯·卡斯特罗常在哈瓦那的高档餐厅与艺术家聚会，享用进口海鲜和葡萄酒，而普通古巴人每月工资仅20美元。这种贫富差距在1990年代“特殊时期”尤为明显，当时苏联解体导致经济崩溃，民众挨饿，卡斯特罗家族却通过GAESA维持了资源供应。
家族内部的矛盾也不容忽视。菲德尔的私生女阿丽娜·费尔南德斯在1993年逃亡美国，出版了《卡斯特罗的女儿》，揭露家族内部的冷漠与控制。她描述菲德尔对子女疏远，仅将其视为政治工具，而非亲人。此外，劳尔与菲德尔的政策分歧在晚年显现，劳尔在2008年接任后推动有限市场改革，例如允许私人餐馆和出租车，但这些改革被指为权宜之计，而非放弃家族控制。
卡斯特罗家族的影响延续至今。2018年劳尔卸任国家主席，提拔米格尔·迪亚斯-卡内尔为接班人，但劳尔仍担任共产党第一书记，保留最高决策权。据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迪亚斯-卡内尔的权力受制于军方和家族，2019年古巴新宪法通过时，他公开表示“革命仍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”。这表明，即使表面上权力交接，家族的影响力依然深远。
卡斯特罗家族通过军事、经济和意识形态手段，在古巴建立了稳固的权贵统治。从菲德尔的革命领袖形象，到劳尔的军队掌控，再到下一代的权力延续，家族以裙带关系和特权网络渗透国家各个层面。尽管面临国内反抗和国际压力，他们凭借忠诚的军事力量和外部支持维持统治。然而，这种模式也带来了人权压制、经济停滞和社会不公，成为古巴历史上的复杂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