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北地区，包括今天的徐州、连云港、宿迁、淮安、盐城等地，历史上以农业为主，土地兼并严重，地主经济占据主导地位。根据《中国近代经济史》清末苏北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超过60%，佃农和贫农占人口80%以上。这种经济结构使地主对农民拥有绝对控制权，而“初夜权”成为经济剥削之外的非人道手段。例如，《江苏农村调查》记载，宿迁泗洪县王氏地主家族拥有土地3000余亩，控制200多户佃农。1928年，佃户李德福因欠租30担稻谷无力偿还，其新婚妻子被迫送至王氏宅院“过夜”，次日归来后精神崩溃，数月后病逝。王氏家族以此震慑其他佃户，巩固其统治地位。此事虽引起当地愤怒，但王氏与县衙勾结，事件被压下，凸显“初夜权”背后权力的庇护。
“初夜权”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成分，而是封建社会后期权力异化的产物。历史学家范文澜在《中国的封建社会》中指出，晚清以后，地主对农民的支配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，包括婚姻和人身控制。苏北因自然灾害频发、人口压力大，农民生存艰难，地主趁机强化统治，“初夜权”成为其炫耀权势的工具。例如，《徐州府志》隐晦提到，清同治年间，徐州铜山县地主张文德，拥有土地2000余亩，其家族与地方官吏联姻，势力庞大。据民间传说，张文德曾强迫佃户新娘在新婚之夜前往其宅院“侍奉”，如1865年，佃户赵二的新婚妻子被带走，赵二试图反抗，却被张氏家丁打断双腿，妻子归来后不堪羞辱投井自尽。此事在当地流传甚广，成为农民对地主仇恨的象征。
具体事例的丰富性进一步揭示了“初夜权”的普遍性与残酷性。《中国农村社会史料》收录民国初年盐城阜宁县的案例。地主刘长贵拥有土地3500亩，佃户300余户。1915年，佃户张福生因欠租20担粮食，其新婚妻子被刘长贵以“抵债”为名带走一夜，张福生携妻逃亡，半路被刘氏雇佣的打手抓回，张妻不堪忍受自缢而死。刘长贵凭借与地方势力勾结逃脱制裁，此事在阜宁引发轰动，却无人敢公开挑战。又如，《苏北农村经济调查》记载，淮安涟水县地主孙兆林，拥有土地1500亩，其家族以“初夜权”为惯例。1932年，佃户陈大牛新婚当日，孙兆林派人将其妻带走，陈大牛拒绝并与之对抗，被孙氏家丁殴打致残，房屋也被焚毁，妻子被迫屈从后精神失常。孙氏家族以此恐吓其他佃户，强化控制。
连云港赣榆县的案例同样触目惊心。《民国乡村社会研究》提到，地主王永福拥有土地2500亩，势力覆盖十余村。1934年，王永福强迫佃户刘三的新婚妻子前往其宅院“侍奉”，刘三不堪屈辱，深夜持刀闯入王宅意图报复，却被王氏私兵当场杀死，其妻被迫留在王宅数日，后被放回时已奄奄一息。此事虽传遍乡里，但王永福因掌控地方武装，无人敢追究。又如，《苏北民间口述史》记录，1936年盐城东台县地主周氏，拥有土地1800亩，其家族以“初夜权”为手段压迫佃户。一佃户杨姓农民新婚之夜，其妻被周氏带走，次日归来后精神崩溃，杨氏全家试图向县衙告状，却因周氏贿赂官员被反诬“扰乱治安”，杨某被拘押，其妻最终自杀。
宿迁地区的案例也不胜枚举。《民国时期苏北社会调查》记载，泗阳县地主赵秉坤拥有土地4000余亩，控制数十村。1923年，赵秉坤强迫佃户王小五的新娘前往其宅院“拜见”，实为行使“初夜权”，王小五试图阻拦，被赵氏家丁毒打致残，其妻归来后投河自尽。赵氏家族将此包装为“减免地租的恩赐”，以此掩盖罪行。另一案例见于《苏北社会风俗调查》，徐州丰县地主李长泰，拥有土地2200亩。1931年，李长泰以“初夜权”为名，强迫佃户张麻子的新婚妻子前往其宅院，张麻子全家反抗，李氏雇佣打手将其家围困，张妻被迫屈从后精神失常，张麻子则被打成重伤。
“初夜权”与苏北的宗族文化和性别观念密切相关。《宗族与乡村社会》指出，苏北宗族势力在清末民初极强，地主多为宗族核心，其权力受宗法制度支持。女性被视为家族财产，“初夜权”成为地主强化宗族权威的手段。例如，《中国近代社会史》提到，淮安清江浦地主顾氏拥有土地2800亩。1927年，顾氏强迫佃户孙二的新娘“侍奉”，孙二试图报警，却因顾氏与地方警察勾结被反扣“诬告”罪名，其妻归来后不堪羞辱上吊自尽。又如，盐城滨海县地主马德胜，拥有土地1900亩，1935年强迫佃户李四新婚妻子前往其宅院，李四反抗被马氏私兵打死，其妻被迫屈从后精神崩溃，马德胜以此震慑其他佃户。
从法律与社会反应看，“初夜权”虽非法，却因地方权力庇护长期存在。《中国近代法制史》指出，民国时期苏北乡村司法被地主把持，农民控诉无门。1935年《申报》报道，徐州睢宁县地主钱某强行行使“初夜权”，佃户告至县衙，县长收受钱某贿赂，反将原告拘押。又如，宿迁沭阳县地主朱氏，拥有土地2600亩，1938年强迫佃户吴老三新娘“侍奉”，吴老三诉诸乡公所，却因朱氏与乡绅勾结被判“诬告”，其妻归来后投井自尽。然而，农民反抗逐渐兴起。《苏北农民运动史》记载，1936年盐城一带农民因“初夜权”压迫，秘密烧毁地主周氏粮仓，虽被镇压，却反映了底层觉醒。
“初夜权”的文化背景与性别压迫有关。《中国的性与社会》指出，封建社会女性身体常被权势者掠夺，苏北因经济落后尤甚。例如，连云港东海县地主韩氏，拥有土地2300亩，1933年强迫佃户赵六新娘“侍奉”，赵六反抗被韩氏家丁打死，其妻被迫屈从后自杀。又如，淮安洪泽县地主蔡某，拥有土地1700亩，1930年以“初夜权”强迫佃户杨七新娘，杨七全家逃亡被抓回，其妻不堪忍受自尽。
1949年后，土地改革终结了“初夜权”。《中国土地改革史》记载，苏北土改没收地主土地，地主特权被剥夺。如宿迁一地主1950年因“初夜权”罪行被公审。《苏北近代社会变迁》指出，“初夜权”的消亡是社会进步的标志。
综上，苏北地主“初夜权”源于土地集中、经济压迫与宗族文化交织，通过宿迁王氏、盐城刘氏、淮安孙氏、连云港王氏、徐州张氏等大量事例，揭示其残酷性与普遍性。它既是经济支配的延伸，也是对人身尊严的践踏，虽受地方权力庇护，却在农民反抗和土改中消亡。这一现象深刻反映了苏北近代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性别不平等。